鄭馬樂：多重世界

辜：你們2013年起在大嶼山居住，並在2021年開展「大嶼三部曲」項目。能否談談你們在大嶼山的經歷？你們為甚麼選擇水牛、蝙蝠和真菌作為研究對象——或者說透過牠們來研究大嶼山？

Bisenieks：我們搬到大嶼山居住時，正着手為《貝殼一季》（2013–2016）搜集資料。我們想生活在安靜的環境，住在有山有樹的地方，住得近海則是意外收穫。我們之前來過香港幾次，知道如果要在這個城市生活的話，離島是不二之選。Royce（吳瀚生）童年時隨家人到過大嶼山，而且他還有些家人朋友住在島上，因此很熟悉這個地方。同時，大嶼山居民與放養的水牛及黃牛和平共處，這一特色很吸引我。對於我在2013年開展的碩士學位研究計劃來說，這是一個理想又有趣的研究個案。

在香港這個走進後馴養時代的城市，每日與這些體型比我們龐大的動物如此近距離地生活，共享日益都市化的居住空間，無疑是一件異常有趣的新鮮事。進行這項研究也讓我們有機會了解我們的新家園，了解其日常生活和歷史，以及人類與非人類的關係如何共同塑造了這座島嶼的社區、地理格局，並延續有關衝突與共存議題的敘事。與我們非人類鄰居的日常互動（或者，就真菌和蝙蝠而言，是季節性的互動）已成為我們生活的一部分，無論是在狹窄的村道上騎自行車時小心翼翼地避開水牛或牛群，還是在溫暖潮濕的月份期待真菌的生長。多年來，我們逐漸熟悉了小型蝙蝠的習性，每當黃昏時分在廚房準備晚餐時，便可透過窗戶觀察到牠們季節性的覓食和求偶行為。在新冠疫情封區隔離期間，我們比平時更沉迷於這種觀察，總是期待看到牠們每天雜技般的表演，也因為蝙蝠在疫情期間變得聲名狼藉，我們自然對牠們更加好奇。

辜：尤其在近年，是甚麼驅使你們以非人類的世界作為研究場域？你們在《貝殼一季》中將鮑魚和貝殼當作全球貿易體系的一部分來研究，牠們成為被動參與到人類社會經濟流通的物件；而在「大嶼三部曲」中，你們直接詰問非人類物種的主觀性，邀請觀眾去想像和置身於牠們的世界。

Bisenieks：如題所示，鮑魚的生命週期是《貝殼一季》的重心。由十個章節組成的詩歌，配合裝置，形成多重敘事與體驗的對稱展示，例如紅海鮑魚的生命週期，以及牠是怎樣被人類重新估值，並納入我們當代社會經濟的增值鏈之中。將看似被動的軟體動物融入這些關係的詩意表達中至關重要。鮑魚一生漫長，牠幫助過濾海洋，如果不受干擾，牠可能只會移動三十厘米；一旦遭商業捕撈，就能被運送到數千英里之外。作品展出時，展場中剝開的鮑魚殼出乎意料地吸引到一些好奇心強烈的參觀者去觸摸，感受鮑魚的「死後世界」。透過其質地和腐爛的氣味，鮑魚殼以一種直觀的方式喚起鮑魚的生與死，以及漁民和搬運工等運輸鮑魚的人們。貿易的感官面向往往被最小化甚至完全抹去，以至於我們看到的往往只是產品。在此，鮑魚揭示了左右經濟生活及其多重進程的經驗廣度，包括作為博物館展品的價值。牠承認了那些常常推動我們賴以為生的方式與體系的生命之源。

我們一直以來都對人類及非人類世界的獨特性充滿好奇，由於疫情及待在島上的時間變長，我們近年對其關注度更是與日俱增。我們受邀參加了一個展覽，讓我有機會分享對大嶼山水牛的研究，這項研究最終演變成對其感知世界的藝術探索。我們觀察活動在家周圍的蝙蝠已有多年，在疫情封鎖期間尤甚，使得我們對非人類感官體驗的關注擴展到了蝙蝠身上。牠們的出現引發了我們深入思考人類與野生動物的關係，以及另一個物種如何運用牠們的感官感知來探索空間。當時，Royce也在為他研究冥想與科技的博士論文，探索具身性相關的概念，於是我們在湯瑪斯．內格爾的文章〈作為一隻蝙蝠是怎麼樣的？〉（1974）找到了共同志趣。

在澳洲小鎮長大的經歷讓我深刻意識到與超越人類的生命共享空間、關注牠們如何在世界中移動的重要性。我成長於一片茂密的森林之間，那裏聳立着高達八十米的梣樹，讓我感到自身的渺小。我的家人總是觀察野生動物的來來去去。父母也培養了我對大自然的好奇心和同情心。尤其是我來自拉脫維亞的母親，她家族傳統的萬物有靈觀念及對自然世界的敬畏之心，對我的感知力產生了深遠影響。在即將完成人類學學習時，這種生態中心主義的視角讓我開始思考，人類動物學的視角是否能夠為複雜的人類經驗帶來寶貴見解，質疑人類特殊論的觀點，並探索多物種相互影響的關係，包括我們共有的脆弱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