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終如一的温柔漢子

我第一次見到拉真達高（Rajendra Gour，1940–2023）是在2009年，當時我大學畢業，正在亞洲電影資料館實習。作為一個二十多歲的影迷，我還一度自認為對自己國家的電影略知一二。我完全沒料想到，在資料館的工作讓我對新加坡早期電影的豐富多樣驚艷不已，並不斷拓展我對本地電影業的認識。身為檔案管理員，我的工作之一就是與世界分享我的發現，而在這些由亞洲電影資料館所發掘面世的故事中，其中最為特別的，要屬本地的先鋒實驗電影人拉真達高的短片。又因為他的故事說明了電影保存的意義和重要性，資料館經常以這個案例進行宣導。

亞洲電影資料館早在我進資料館三年前，於2006年開始修復拉真達高的短片。來自印度，曾於印度影視學院攻讀電影剪輯的拉真達高，在1960年代中期定居新加坡，開啟了他的人生新篇章。此後的數十年間，他為成人教育電視製作與訓練中心、國防部和新加坡廣播公司等多個機構製作影片，直到退休。後來，他積極參與多個社會組織的義工服務，並成個為一位勵志演講人，與長輩分享有關活躍老化的議題，真是多麼精彩的一生！

拉真達高在2006年來到資料館當義工，在與我們同事互動的過程中，他作為新加坡獨立短片製作先驅的角色才逐漸為人所知。他的作品曾參加多個國際電影節，並有當時當地的新聞報導佐證。這確立了拉真達高是最早為人知的新加坡獨立短片導演。

幾十年來，拉真達高一直將他的16毫米菲林儲藏在家中，只用報紙裹著，因此各有不同程度的腐蝕和變質。他待在資料館的時間，逐漸把這些菲林轉移到館方手上。不幸的是，這時有些菲林已經無法搶救，只能棄置。可惜拉真達高在倫敦英聯邦電影節放映的首部短片《溫柔先生》（Mr. Tender Heart，1965）至今仍下落不明。當我從兩位前任檔案員Karen Chan（現任亞洲電影資料館執行董事）和陳美添（亞洲電影資料館創始人兼前執行董事）的口中聽到這些軼事，並在隨後與歷屆實習生和典藏組同仁分享時，我的心裡有種莫名的親切感，彷彿我一直都參與在拉真達高的經歷之中。

而我本人是十五年前才真正認識拉真達高，當時是2009年，他來到資料館，提出想為他的電影製作新的音樂片段和旁白，以提高聲音品質。縱然是個退休電影人，他仍然渴望以更精緻的方式呈現他的作品。遺憾的是，由於當時資源有限，我們沒能實現他的願望。儘管如此，他對資料館的支持從未動搖，不僅授權我們使用及放映他的作品，同時也信任我們對他的電影和作品的尊重及照顧。

我看的第一部Raj（資料館的大家都用這個暱稱叫他）的電影就是《主婦日記》（1978）：這是一部手法諷刺，帶有解說性質但不失實驗精神的紀錄片。原VHS磁帶片基的狀況奇佳，數碼化後收錄在資料館2008年的《新加坡短片集：卷二》，以「家庭」為主題的DVD合輯當中。影片以他的妻子康姆許（Kamlesh）為中心，通過這位亞裔家庭主婦的社會定位和付出的視角，探索她經歷的考驗和磨難。他穿插了妻子與小孩巴拉蒂（Bhararti）和桑傑（Sanjay）相處時坦誠和溫馨時光，偶爾穿插重演的片段，增添一種民族誌的色彩。

Raj 最後一部16毫米的作品也是《主婦日記》的續篇，名為《我的孩子，我的孩子》（1979）。本片從母親的視角全面呈現了一位母親（由他的妻子Kamlesh飾演）的情感歷程，從懷孕時感到孩子在子宮裏的喜悅，到她期待的孩子終將離開她，並建立自己家庭的那刻。這兩部片呈現了導演對家庭情感紐帶的深刻描繪，在英美兩國的電影節和電視台放映時，得到不少觀眾的肯定。

這些以家庭為中心的電影並不是Raj作品的全部。隨著他落腳安家，並迎來新的家庭成員後，便將鏡頭轉為向內。作為初來乍到新加坡的年輕移民，他創作了實驗電影《視覺與慾望》（1968），本以為這部二十分鐘的短片已經散佚，卻意外再現於印度影視學院的庫藏中。這部生動多采的影片深入探討了感知存有的本質，並在1968年的馬耳他金騎士電影節上獲得了銅獎。Raj後來用一部分《視覺與慾望》16 毫米的拷貝和未使用的片段，製作了《眼》（1968）。這部影片延續了他對感知的探索，並透過世界人民的「眼睛」，為人類的苦難和人類之間缺乏同理心的現象提供了嶄新的視角。可以說，《眼睛》見證了Raj的創新精神和實驗視野。

在《陽光新加坡》（1972）中，Raj首度將鏡頭轉向他的新婚妻子和他們在新加坡的生活足跡。其中紀錄的一些公共場所，也成了一個美麗的個人時間囊——在獅城陽光明媚景色不斷變幻之際的一組奇思妙想。透過處理鏡頭光暈和使用引人入勝的音樂，影片敘事將日常生活的平凡面貌與一種深刻的親切感融為一體。

Raj一度受生活所困，擱置了導演生涯，作品也只是簡單存放在家中，直到2006年成為亞洲電影資料館的藏品。此後，他的作品頻頻在不同電影節和資料館研討會上展映，令新加坡豐富的短片製作史廣為人知。從2018年至2022年，資料館用拉真達高寄存的16毫米菲林為素材，逐步修復了他的五部短片。在修復過程中，Raj也與我頻繁通信，分享了他製作這些電影的回憶與經驗。這五部修復後的短片於 2022 年亞洲電影資料館的新加坡短片展上首映，Raj 還在對談環節向觀眾分享了許多趣聞軼事。他的這些修復版短片，連同資料館修復的另一部由拉真達高參與編劇，國泰克里斯出品的經典馬來電影《我想活著》（Aku Mahu Hidup），共同參與了2023年鹿特丹國際電影節，並作為焦點單元展出。經過近二十年的保存與修復，這些影片得以在國際舞台上放映，使Raj以至新加坡的電影遺產得以傳承。

Raj在2023年10月去世，也留下了一個缺口。他的離去，於我而言不僅是失去了一位深受人敬愛的朋友，更讓我們失去了一位無可取代的人物。他的故事和精神已深深融入我的職業生涯，從我年少至今，一直激勵著我對電影的熱情。直至今日，我才真正體會並理解我的工作，是如何對我個人生活起到深遠的影響。

最近，拉真達高的遺孀將Raj珍藏的16毫米攝影機及隨附的收據一同交了給我。他人生的首部攝影機代表了Raj至死不渝的電影赤誠。就在他去世前一周，他還提到當時榮登新聞頭條那批帶動新加坡電影發展的年輕才俊，並表達了對他們的欣賞。

每當我看見樹叢葉間灑下的陽光，我都會懷念起心性溫柔的拉真達高，心中充滿謝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