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里薩桑蘇爾與索倫琳德：雕刻記憶，重新導引敘事

拉里薩桑蘇爾與索倫琳德在其創作中，持續把桑蘇爾的個人記憶、家族歷史及巴勒斯坦的悲情，雕刻成一部部電影。在本年度「亞洲前衛電影節」中，《體外》（2019）與《熟悉的幻影》（2023）於同一節目中連續放映，而他們的最新作《被淹沒的故事與遲來的失去》（2026）則迎來亞洲首映。每一部作品都呈現出不同景觀，打破我們對時間與空間的線性理解，並引領我們進入他們對巴勒斯坦心境的詮釋。雖然這三部作品各自獨立，卻彼此呼應，以不同方式回應有關記憶、身分與懷舊等議題，彷彿共享同一個宇宙。

桑蘇爾初以畫家與雕刻家的身分展開她的藝術生涯，可2002年目睹伯利恆圍城後，她深刻感受到紀錄巴勒斯坦人經歷的迫切性，因而投身紀錄片創作。而琳德最初在桑蘇爾的早期作品中擔任製作人與編劇，及後成為她的合作夥伴與伴侶。儘管他們的敘事對巴勒斯坦文化傳承的關注，乃源自桑蘇爾的個人背景，但作品最終的呈現方式，卻是由他們倆共同構思：琳德主要負責編劇，桑蘇爾則專注於視覺呈現。二人攜手創作的電影，把檔案影像、內省式對話與象徵畫面互相交織，以抗衡文化清洗，守護巴勒斯坦的文化遺產。

《體外》設定在末日浩劫之後的世界，一場石油洪流淹沒了伯利恆昔日文明的所有痕跡，一切歸零，讓人重新思考記憶的意義。倖存者避居至殘垣敗瓦下的地下避難所，那裏野草開始重生，供水系統亦逐步重建。在科技的協助下，環境似乎正從這場災難的餘波中慢慢復原，然而，人們真的能適應這次巨變嗎？

電影結構圍繞着Dunia與Alia之間充滿張力的對話：Dunia是在生態末日中倖存、卻已時日無多的女子；Alia則是被設計用來保存巴勒斯坦過去記憶與文化遺產的複製人。儘管二人背景各異，她們還是在爭辯記憶的價值。當Alia不時質疑自己的身分及對這座城市的歸屬，Dunia提醒她——也在提醒觀眾——記憶也許像神話般既抽象又不可靠，但正是記憶的存在，而非不在，才推動人走向更好的地方。這段微妙的對話突出了記憶的複雜性——亦是兩位導演作品中反覆出現的主題。

在《熟悉的幻影》中，桑蘇爾敘述了她童年與年少時的記憶，特別聚焦於她記得的，以及她虛構的部分。她把影片與其家庭檔案錄像和童年照片交織在一起，藉此揭示記憶本質上的不可靠，但那卻創造了想像的空間。比方說，她記得自己曾在廁所裏焚燒政治宣傳冊，並一直以此作為自己曾參與父親反抗約旦人的證明，可這段記憶其實來自她的姊妹。這段記憶對桑蘇爾如此珍貴，也許並非因為是她的親身經歷，而是因為它反映了她對高壓政治環境的個人情緒。

於《被淹沒的故事與遲來的失去》中，我們在一艘超越時間與空間的海盜船上探索記憶。透過一名最後登船、正前往1900年巴黎世界博覽會的商人視角，我們發現海盜船長所收藏的一批殖民文物——這些物件都是掠奪而來，卻為了有朝一日能夠物歸原主，並重述它們各自承載的故事。

有別於《熟悉的幻影》對個人與家族歷史的追憶，這部作品將不同歷史時期的人物的集體記憶，勾勒成一幅幅圖譜。乘客們對過去的物件戀戀不捨，一遍又一遍訴說自己珍重的回憶，例如一位女士在縫製衣裙時，不斷提起她姪女的婚禮；又例如一名男子看着手上那隻本應成雙的木盒，反覆追憶其妻。從某種意義來說，這些人本身也是記憶的容器，一如海盜船長試圖拯救的殖民文物。或許，這部電影正以一種「海盜式」的方法，盜用、修復與改寫那些看似不可動搖的歷史，並透過拼湊零散的記憶，從那些被簡化、被固化的敘事中，重新奪回主導權。

這三部選映的作品，皆為桑蘇爾、其家族，以及更宏大的巴勒斯坦敘事，承載着極其重要的記憶，並直接呼應某些特定的脈絡與景致──《體外》中的地下避難所，提供了一處安全空間孕育思潮；《熟悉的幻影》則藉着桑蘇爾的家族歷史，把我們帶到巴勒斯坦的土地上；最後，《被淹沒的故事與遲來的失去》更徹底離開土地帶來的踏實安全感，航向變幻莫測的汪洋。桑蘇爾與琳德在電影節的映後談中提到，某些母題與角色會在他們的創作中不自覺地反覆出現，而在這三部作品之間，記憶的母題也正如此層層盤旋、不斷迴響，突顯出個人記憶對身分認同的重要性——不論這些記憶本身是多麼容易出錯、流於虛構，甚至帶有神話色彩。